30年前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饰演的男主角背着小提琴，仰望曼哈顿天际线的画面，让无数国人心驰神往。进入世界名校，努力扎根海外，慢慢的变成为中国人自我实现的奋斗目标。

  据联合国移民署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显示，截止2022年年底，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人数超过1073万，位列世界第三。社会化媒体上如展览西洋镜般晒出国外生活“蓝天白云空气好，收入高、压力小”，移民中介海报上的海湾大桥，寄托了年轻人对乌托邦的美好想象。

  转折发生在近两年。社交平台上的出国热渐渐褪去，“回流反润”的潮流悄然兴起，手握绿卡的天之骄子们，好不容易在海外扎根，却开始后悔当初出国的决定。

  有人辞去国内高薪工作，去澳洲干体力活，发现长期做白领工作的自己，并不适应在工地抬钢筋水泥；有人全家移民后，因为文化隔阂，找不到能够谈心的朋友，最后选择独自回国；还有人羡慕欧洲人的松弛与快乐，在荷兰上班后发觉，国外同样不乏“狗屁工作”。

  国外商超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和蔬果，价格动辄是国内的5、6倍；社区医院下午3点关门，如果生病，小病靠扛，大病看命；走在大街上甚至时不时被当地人喊话“Go back to your country”（滚回你的国家）。

  朋友圈分享的九宫格仅仅是真实生活的冰山一角，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开始怀念在国内和朋友热热闹闹吃火锅的记忆，以及电话那头，来自亲人的遥远又熟悉的声音。

  刚到墨尔本时，李凯在工地上干小工，将重达100斤的钢筋水泥扛在身上来回搬运，或者背几十斤重的工具箱，里面装满钢钉和钉枪。

  出国前，他很向往国外的蓝领工作，工资高、地位与白领平等、上手快、不受语言和文化限制。因此，尽管在国内他是金融理财师，落地澳洲后，却向不少蓝领岗位投去简历，从中选了这份搬运工作。

  李凯1.8米，150斤重，经常泡健身房撸铁，认为扛东西不是难事，但正如他所言，“‘能扛动’和‘从早扛到晚’是两码事”。

  澳洲搬运工分小工、中工、大工，新手都从做小工开始，每天工作8小时，每两个小时之间休息10到15分钟，永远包揽最脏最累的活。没有健身房的动感音乐和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的畅快感，真实的工地，只有避无可避的烈日和混着沙土的咸涩海风。

  有一次，李凯需要顺着铁架爬上三楼，擦掉外墙多余的油漆。当天风很大，轻薄的铁架无时无刻不在摇晃。当他往上爬时，手脚跟着剧烈颤动，透过铁杆往下看，如果自己摔下去，肯定会头破血流，想到那次的惊险经历，至今依然令他有些后怕。

  在工地上班不久，李凯换到一家台湾老板开的炸鸡店工作，时薪只有22刀。李凯发现，即使在国外，缺乏技术上的含金量的蓝领工作也并不高薪。“蓝领工资高”的前提是“懂技术、有门槛”，他认识一位西澳的电焊工，时薪高达70刀。他算了笔账，老家西安的平均月工资3500，人家一天就赚到了。

  因此他下定决心掌握一门技术——学习开叉车。他报名了关于驾驶叉车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一周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在一家快递工厂做货品分拣。

  开叉车减少了体力的耗损，却大幅度提升了李凯的心理上的压力。工厂里来来往往都是人，他一天需要卸数百件货品，总担心自己哪天一不小心会砸伤别人。

  来澳洲做蓝领工作，不完全是李凯的心血来潮，他有过海外生活经验。他曾在美国读本科，学习工商管理。回国后，他换过几份工作，创业两次，以失败告终。家里人劝他回西安老家考公务员。但李凯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去年跟着女友来到澳洲。

  诚然，澳洲有广阔的沙滩海域，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的歌剧院......但此时的李凯，更想念火锅、串串还有老家西安的面食。在老家西安，一碗油泼面只要12块钱，而在澳洲，吃碗面都要花好几倍的钱。

  墨尔本的旷野上没有格子间，却有大量的露天工地和快递工厂。出国近一年，李凯终于明白，国外的蓝领工作没那么快乐，他在社会化媒体上劝大家打消来澳洲打工的念头，“每天习惯坐办公室的人，过来做苦力活，真的吃不消”。

  绝大多数到海外生活的人，无论体验是好是坏，都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君君的故事则有些不同，她远赴加拿大的开端，是父母准备多年的一场特殊“惊喜”。

  高考结束后，当君君正在犹豫该填报什么院校，母亲递上了一沓资料，称已经为她申请加拿大的高校，可以直接入读。

  更让她惊讶的是，父母办理的是投资移民项目，全家已经预备拿到“枫叶卡”（即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此前父母一直将她蒙在鼓里，是怕她放松警惕，对高考掉以轻心。

  君君的父母白手起家，全年无休，一直都在为生意奔波。她和弟弟从小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学校，小时候，母亲曾给他们念报纸上优秀学子的励志故事，问君君未来想上什么大学。

  90年代正值“留”兴起，君君随口说出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她从未想过，自己随口说出的回答，竟让母亲误认为自身梦想出国，并努力为她实现了这个“梦想”。

  对于君君来说，转变来得太突然了。高考之前，她构思过理想的大学生活，学画画、参加街舞和音乐社团，跟寝室舍友一起上课、知无不谈。

  但在海外上学，和她想象中截然不同。海外大学讲究“宽进严出”，为了修够学分顺利毕业，很多学生会在图书馆复习一整夜，同一个宿舍的舍友都很少碰面。

  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无法被忽略，她听不懂外国同学聊的篮球明星、美剧、当地人才懂的俚语，对方也对自己最喜欢的街舞和漫画一无所知。君君homestay（家庭寄宿）时期住在本地人家里，只会在吃饭的时候和他们坐在一起，平时几乎零交流。

  人们总以为只有华人爱抱团，其实白人同样喜欢抱团，君君交到的朋友大多都是华人，“外国人可以聊天，但难以交心，毕竟文化和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

  大三那年，发生了一件让君君后悔到国外的事。她选修了一门课“数学经济学”，期末考试开始不到10分钟，却被任课的白人老师冤枉作弊，赶出考场。

  老师判定她作弊的理由是，君君考试前上交的笔袋里，有一张记着数学公式的小纸条。那是君君在复习其他科目时随手写下的，公式内容并非这门课所学。最重要的是，考试期间，这张纸条并不在君君身边，它被连同笔袋一并上交给助教检查。

  君君向老师据理力争自己没作弊，甚至表示可以到对方的办公室重新考试。她想向系主任反映情况，电话却被老师提前截胡。她只能看着对方给自己盖上“带小抄”的帽子，始终没机会为自己反驳。

  被判作弊，意味着她会失去课程的分数，面临延毕，甚至在档案上留下污点。那一段时间君君身处风暴中心，她不禁在想，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白人学生身上，校方也会这样简单粗暴地处理吗？

  她开始怀念在国内时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恰好深圳有个实习机会，她到某影视节组委会实习，国内的沟通方式、文化氛围、职场环境让她感到久违的熟悉，对比之下，君君坚定国内的生活更适合自己。

  她向父母提出回国永居的想法，却遭到了反对。彻底回国居住，意味着要放弃在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但为了这张枫叶卡，父母不仅花费了大笔资金，还牺牲了国内的生意。君君考虑再三，搁置了这个想法。

  直到去年，君君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国际会展策划的工作，她终于能有理由长期待在国内。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忙到不能准点吃饭，没时间健身。但她欣喜于自己的工作上的能力正在飞速成长，和同事沟通协作时，彼此之间都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不同于君君拥有全家移民的机会，苏州女孩小娅同样在加拿大求学，却是高考失利后的无奈选择。

  2013年的夏天，在拿到高考成绩单后，小娅决定出国留学，为自己的学历镀一层金。

  她至今还记得浦东机场T2出关口的磨砂玻璃门，走过那扇门，从未住过校的小娅就要去往另一个国家生活。往后多年，每当她看到背着书包的少年跟家长，在关口前垂泪相对，担忧、不舍、摇摆不定的情绪就能被随时唤醒。

  到了加拿大，小娅心中飘忽不定的情绪没得到安抚，异国生活的麻烦和不便先一步出现。

  那段时间，小娅的胃部总是传来阵阵痛感，伴随着胃酸上涌，烧灼感袭来。在繁重的课业之间，胃痛持续消耗着她的精力。

  小娅预约了住所附近的社区医院，医生让她去查幽门螺杆菌、验血、验粪便、吹气。

  这都是治疗胃病的常见流程，但在国内时，医院的各个科室都在同一栋楼里，所有的检查流程只需要花半天时间。在海外独自看病后，小娅才知道，在加拿大，看病是个漫长的过程。诊断归家庭医生负责，化验归实验室负责，开药又要去往其它地点。国内医院的科室之间，上下楼不过几步距离，在加拿大却需要开车来回辗转。

  胃痛是小娅的老毛病，当小娅在加拿大社区医院检查完，询问领取化验报告时间时，却被告知实验室下午3点已经关门了。

  她只好忍着疼痛隔天再打电话询问，得知领取化验报告的时间，被安排在一周以后。

  没有化验单，医生没法开药，小娅傻眼了。一周之后，当她好不容易拿到化验单，又要跟诊断医生重新预约时间。距离挂号两周后，小娅终于拿到了治疗胃病的药物，但此时，她的胃早就不疼了。

  小病靠熬，大病看命。小娅曾陪伴朋友去过当地医院的急诊，加拿大没有“线上挂号”系统，临时看病只能在现场排队，排队10到12小时是常态。

  在外生病本就是人间疾苦，撑着病体通宵排长龙更是难熬。工作后，有一次，小娅需要做手术，她果断选择请假“打飞的”回国内医院，很快完成了手术。

  2020年之前，温哥华每天有4班回国的航班，那时小娅总会攒着假期回来陪伴家人，和朋友相聚，但每当回到温哥华，小娅内心却变得空落落，“我认识这么多在海外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想家”。

  她曾犹豫要不要回国，但习惯了海外生活的她，又下不了离开的决心，名校毕业、海外工作、移民身份，每个标签都光鲜亮眼，让同龄人羡慕不已。

  近些年，父母年龄渐长，每次在电话里小心翼翼试探着小娅的回国意向。2022年，她想了很久，下定决心辞职，结束了和当地男友的恋情，打包在温哥华近10年的家当，坐上回国的航班。

  这一次，她从另一边推开了那扇让她又爱又怕的磨砂门，发现那扇门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两年间，小娅陪伴家中老人看过病、送饭、轮流看护。工作之余，她喜欢陪着家人在家乡街道溜达几圈，看着父母渐渐老去，她庆幸自己及时回来，守住了和亲人相聚的珍贵时光。

  出国前后的想法差异，像是典型的“围城”困境，走出国门前，人们渴望海外生活的松弛与新鲜，走出国门后，却又留恋国内城市的熟悉和热闹。

  2016年，吴恙第一次到荷兰旅游，正值当地“国王节”，大街上都是涂满五颜六色油彩、兴高采烈的荷兰人。

  吴恙和她的华人朋友走在街上，隔着十几米，有几个荷兰人热情地向她们招手，甚至走到她们面前，递过来两瓶酒，碰杯、祝福，然后散开。

  吴恙被这种欢乐的氛围打动，动了留在荷兰生活的念头，朋友问她要不要申请一年工签，运气好就能留下来。

  吴恙闻言申请了工签，却遭到父亲的反对。从小到大，吴恙跟父亲摩擦不断，控制欲较强的他不希望女儿留在国外。吴恙没有顾及父亲的反对，揣着仅存的1300多欧，留在了荷兰。

  热心的朋友帮她在荷兰租了一间小卧室，每月房租400多欧，但要“押一付一”。交完房租，吴恙只剩下300多欧，她用在英国买的小电饭锅，每天给自己炖便宜的西红柿鸡蛋饭，或者拿郫县豆瓣酱拌饭，就这样简单地应付了三个月。

  吴恙在当地找到了一份传媒类实习工作，月薪只有300欧。为增加收入，下班后她还要到一家日料店做兼职，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站到双腿僵直，久久不能缓过来。

  幸运的是，吴恙实习转正，如愿留在荷兰。她和身边的华人朋友大多数都在华资企业工作，一种原因是由于文化接近，本地公司倾向欧盟身份的员工；另一方面公司可以提供工签的资质要申请，因此，华人员工多的企业，更倾向聘用华人。

  吴恙所在的传媒公司负责视频制作业务，在荷兰分部只有3名员工。她的职位是“制片人”，由于工作人员太少，联系对象、采访、写脚本甚至后期剪辑、给外包人员结款等杂务，都要她来承担。

  每到结款时间，外包的摄像和剪辑就会联系制片人吴恙，“你们何时打款？”“我都等了多少天了”，有段时间，吴恙一睁开眼就能看到几十条新的消息通知，却只能旁敲侧击提醒老板，“这笔款应该打了，您看能不能明天支付”。

  在以松弛著称的荷兰，吴恙依然需要周末加班，每天重复着“改字幕、抠logo”的琐碎工作，工作上的能力很难得到真正的提升。

  在荷兰工作的五年，吴恙感受到一种无穷无尽的消耗感。表面上她工作体面、工资不低，每天从现场跑到机房，能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可吴恙自己明白，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处理细碎的外包工作，“小作坊”模式让每一项工作，都只能蜻蜓点水、略沾皮毛，再深入的学问，自己一窍不通。

  “加班文化”被老板从国内带到国外，身边“996”的朋友比比皆是，到手的年假跟欧洲本地的同事差了十多天，吴恙感觉自己的工作热情都被耗光了。

  她在辞职后才对老板讲出心里话，“做这份工作期间，我的能量一直在向下走”。

  情绪脆弱时，吴恙喜欢外放一位网红的直播视频，她羡慕对方的情绪总能那么饱满，朋友劝她能试试向这位主播的公司投递简历。

  她在国内求职网站上传自己的简历，除去心仪主播所在的公司外，陆陆续续面试了好几家互联网大厂。

  国内平台提供的就业机会比荷兰多，在跟国内HR交流的过程中，吴恙发现了自己对工作的好奇和热情重新回归，状态慢慢变好了。

  “相比荷兰的工作，国内的赛道过于细分，我要想想哪一条更对自己最合适”。对于吴恙来说，国内岗位庞杂、工作细分，也像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未来的挑战不比当初出国工作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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