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规划》以推动高水平发展为主题，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线个专项工程。

  南都记者发现，《规划》提出设立“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工程”，要求深入研究数据的产权属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试点，促进数据要素合理流动。

  如何对数据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有知产专家告诉南都记者，数据本身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但原始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形成能体现创新性的数据产品，未来可能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今年9月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印发。其中提出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10月28日，国务院又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效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纲要》和《规划》先后发布，二者有何联系？

  11月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对《规划》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申长雨表示，如果说《纲要》是知识产权事业未来15年发展的总体设计图，那么《规划》就是未来5年的具体施工图，起着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开局、起步、奠基的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纲要》是总纲，以三个五年规划为支撑，而《规划》聚焦第一阶段，部署未来5年的重要改革举措和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接下来，“两张卷子要一起答。”申长雨说。

  南都记者发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目标，并提出8项预期性指标。这中间还包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5%等。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的人介绍，这些指标最重要的特点是体现质量和价值导向。比如与“十三五”时期“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相比，新对应的指标重点突出“高价值”，有利于引导专利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相关产业在GDP的比重则直接体现知识产权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熊琦告诉南都记者，《规划》是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出台的，展现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决心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信心。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仲春认为，《规划》一种原因是对我国现有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果的最新总结，另一方面指明了未来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新方向。同时，“这也向国内市场与国际社会释放了强烈信号——中国有信心更有能力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工作。”

  梳理全文，《规划》坚持以推动高水平发展为主题，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线个专项工程。

  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政策体系方面，《规划》要求统筹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电子商务法等有关规定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加强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领域立法，出台商业秘密保护规定。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正在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有关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

  不可忽视的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现实带来挑战，尤其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仲春对南都记者表示，新领域的成果是否属于现有的知识产权客体，未来能否进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仍有待立法者、司法者、权利人深入探索新事物及其所属领域。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属于作品、应归属于谁？”熊琦进一步指出，在著作权领域，复制技术、广播技术和网络技术先后为著作权法带来了新的权利类型、新的侵权困境和新的保护对象；在专利领域，基因技术的勃兴可能带来诸如专利审查中新颖性认定的难题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更是引发了数据的权利属性和保护方式问题。

  “历史上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始终与技术的迭代息息相关。”熊琦告诉南都记者，这些新的问题需要法律及时作出回应，方能继续发挥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目标。

  为回应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规划》提出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具体如何落实？申长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完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专利审查规则，健全相关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制，助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申长雨还提到，将加强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应对信息时代各种侵权行为易发多发和发生快、消失快、证据易灭失等难题，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重要生产要素。如何通过市场配置手段，让数据合理流动，得到充分利用和高效保护，这首先需要解决产权问题。

  为此，《规划》提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专项工程，要求深入研究数据的产权属性，探索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研究，推动完善涉及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告诉南都记者，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具有驱动创新价值和较高的经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社会各界运用数据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数据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随之而来的数据纠纷也不断出现。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景健告诉南都记者，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数据的争议主要涉及用户在平台上所形成的数据的利用问题。此类争议大多数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来进行保护，这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

  据南都记者了解，上述条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此前，新浪微博诉脉脉、淘宝诉美景以及微信群控案等，均涉及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

  但是李景健认为，通过竞争法的保护主要是用来规范市场秩序、打击不正当行为，与将数据、虚拟财产作为一种财产权来进行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2021年1月1日，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正式施行。李景健注意到，《民法典》第127条明确，“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实践中，已有地方出台的指引文件尝试回应上述规定。

  比如，最近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印发《直播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指引》，其中强调了直播账号权利保护指引问题——认为“无论MCN机构和主播采取何种合作模式，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与直播平台约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来明确账号有关权利的归属。”

  “但是对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保护方式等，实际上还存在较大争议，也确实有待于立法和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李景健说。

  熊琦告诉南都记者，数据本身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但经过技术开发或者智力创作后所生成的内容则可能被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例如作为商业机密的数据信息，作为数据库软件的计算机程序，以及大数据的分析方法等。

  仲春认为，并不是所有数据均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比如用户上传至平台的性别、年龄等个人隐私信息，平台对这些数据并不享有排他权利。数据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其承载的信息。

  “实践中，由平台衍生的数据或数据集合——它们从原始数据中经过清洗、加工、分类、整理而形成的数据产品，只要数据控制者付出足够劳动，形成有价值的智力成果，体现人类的创新活动，未来便有可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与知识产权经典案例中的数据库信息有相同之处。”仲春说。

  根据《规划》，有关部门将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推动建立行业规范，加强数据生产、流通、利用、共享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规划》明确促进数据资源利用和安全保护——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促进数据要素合理流动、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

  一方面要加强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要促进数据资源的利用，如何划定保护范围？

  仲春认为，这涉及权利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价值衡量。如果给予权利人过窄的保护范围，也许会出现“口实而惠不至”的情形，权利人所受到的保护力度不足，将影响其创新的动力。但如果给予过宽的保护范围，则可能面临权利人享有的权利范围不断蔓延、侵蚀公有领域的情形，不利于长远的创新发展。

  “这一点在数据领域尤为典型，”仲春告诉南都记者，假设将数据产品的内容以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权利进行保护，则权利人对数据产品的内容所享有的权利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公共领域的空间将受到一定的限缩。但如果用竞争性权益进行保护，权利人享有的则是禁止他人以不当手段获取的有限排他权，且保护力度需要结合现实场景进行分析。

  “在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数据没办法得到一个全面、完满的保护。现在更倾向于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保护对象，以此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吴沈括说。

  在他看来，完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能起到防止数据垄断，促进数据要素合理规划利用的正向价值，但同时也需注意市场之间的竞争规则以及数据保护规则等一系列法规的协调，才能实现更大范围的利益平衡。

  除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外，《规划》还围绕“提高转移转化效能”，提出设立专利导航、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商标品牌建设、版权创新发展、知识产权助力乡村振兴等5个专项工程。

  以聚焦中小企业的专项工程为例，《规划》强调促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同时提出拓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渠道——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丰富产品供给，加大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力度。

  “创新始终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源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孕育创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仲春以专利制度举例，一方面专利制度鼓励中小企业以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技术公开换取一定期限的合法垄断地位，给予中小企业合理的对价；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可以透过他人已经公开的专利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动技术的更迭，将宝贵的资源用于更前沿的创新之中。

  熊琦强调对于知识产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大公司和大企业，更应该关注知识产权在中小企业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发达国家如德国等，以专利为代表的大量知识产权都是掌握在中小企业的手中。

  “特别是细分化的市场领域，很多中小企业在一些小的方向上持续创新和积累知识产权，反而取得了难以超越的竞争优势。”熊琦告诉南都记者，“我国中小企业这一块的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尚未能展现优势，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围绕“提高转移转化效能”目标，《规划》还强调加强涉农知识产权运用，助力乡村振兴。《规划》要求推进专利技术强农，提升农业专利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水平；推进商标品牌富农，遴选优质地理商标产品做扶持。

  “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仲春注意到，过去几年许多农村集体不仅拥有了集体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还善于利用互联网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将这一些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她认为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推波助澜下，花了钱的人产品更有信心，生产者也更有动力去维护好自己的品牌，这对乡村振兴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南都记者看出，《规划》通篇贯穿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理念，力求通过知识产权事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更好支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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